读欧文版《华盛顿传》(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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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欧文版《华盛顿传》(1):向着历史的人生

   该书对华盛顿的描写与一般传说相同,最突出之点是对华盛顿崇高人格形象和优良品行的赞美:举止高贵、庄严、庄重但不失真诚的同情,意志坚忍且目光远大,行事体谅周到而不失原则和纪律,遇挫不挠,不诿过、不失勇气与信念,视公众服务和人群的长远利益为天职,总之,他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所成就的伟大事业之所以足以垂诸永久,并非由于超人的能力与智谋,而主要的是出于伟大的品德及心灵的力量。这是美国人历来对缔造这个国家的先辈们遗产的最重要诠释。

   去年曾读三联版约瑟夫•J•埃利斯《那一代》,该书讲七位美国开国者的故事,作者据说是亚当斯和杰斐逊传记的优秀作家,他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代缔造者们的“历史意识”,他们彷佛深知自己一切言行在历史中的伟大影响,因此,一切的言行彷佛不是在对现实发言和处置,而是面对一个庞大深远的历史舞台在演出。这一点反过来对他们的言行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的言行更加富于伟大而崇高的品格——他们与其说是可畏的,倒不如说主要是可敬的。一言以蔽之,他们所规划的自我生活乃是一种“向着历史的人生”。

   中国儒家的人生哲学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的目标。对照这种目标,可以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似乎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伟大历史人物的言行包涵了更普遍、普世的伦理生活准则,也折射出更加普遍的人性的特征。因为现世的生命有涯,因此,较顽强的意志总是倾向于朝更加庞大和深远的目标上投射自己,从而对外形成社会和历史的目标,对内则激发和发展出更加严苛的自律。

   中外缔造的伟大人物这种粗糙的联想、对比也可以引发一些其他思考。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一系列中国人物,王朝的开创者的这种伟大个人道德形象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与民间意识中,这几乎是一个标准化的形象——被圣化的政治强人,这种圣化有基本的当下的政治学技术功能:为他们开创的国家提供最初的、最经验化的伦理基础。

  《圣经》说,好树就结好果子,而好人创建的事物则是好东西,由圣人所建立的国家无疑更具有不受盘问地成为神圣国家的权威。所以,我们不好说,那种历史感究竟有多少是这些伟大的开创人物真实具备的,而多少又是后人作为历史遗产的诠释者所赋予的。对国家的神圣化首先是由于人们认识到政治和管制技术的局限性,也由于人们体认到人性、社会现实及未来的充分不可限定的性质,因此,必须要在技术与功能性的制度设计之外附加强烈的伦理的基础,以便当管制技术的漏洞出现,可以赢得时间和基础去进行修补,同时,通过对那些历史道德内涵的强调,也给予现实政治的修补及进化规范一个方向,赋予它们更加人性和崇高的内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中的民族伟大人物的实际言行、对他们的模糊却亲切的感情认知形象,即传说,与现实公众生活的需求,无疑都是一个倾向于进步的社会中公众生活及自我教育所不可或缺的。反过来,当我们观察到某个社会中,这样的良性的历史形象与传说形象开始崩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社会正在经历深刻而绝望的社会危机,因为社会中公众生活的方向在迷失,伦理生活的基础在迅速消融。

   所以,华盛顿的伟大,更主要地是折射出当代美国社会的伟大——保有鲜明、崇高的历史记忆的民族总是更加长久。这已为中外历史经验所一再证明。

  读欧文版《华盛顿传》(2):特伦顿的神话

  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往往奠基于其经历的军事事务。战斗往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得以成形得基本手段,而且,这种战斗往往是以弱击强、以弱胜强,同时包涵两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在艰难的战争形势下、不避艰险奋力一击,达致辉煌胜利。其二是这种战争和军事行动本身既体现整体的崇高公义又需要极端珍贵的个人品行,如极端的勇气、牺牲精神和创造性的战术——形势险峻,前途晦明,处此者惟有克服万难,知其不可为而为,奋力一搏。

  美国革命中,1776年底的特伦顿战役可为上述想法做最好的注脚。其前战争叠经挫败,士气和军队的战斗力都降低到可怕的程度,而这些挫败也使士兵和民众、以及后方的支持者信心动摇,一些拆台的阴谋即将登场。在历史的剧情里,这个情节最能体现华盛顿作为伟大将领的将道修养:一方面,在大的挫败形势下,他负有达致胜利以使革命战争进行下去的使命,另一方面,他必须采取很多在平时看来与他的个人伦理不符合的非常措施——他第一次在134英里之外的大陆会议的指令没有到达的时候,擅自作出招募军官和士兵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实行,许诺发给增加军队薪饷和发放奖金,作出了奇袭特伦顿的战役计划。

  该战役主要作战对象是欧洲招募来的黑森雇佣军,当时这支雇佣军广有善战之名。正如一切实际的战斗那样,战役实施并不完美,由于预定切断敌军退路的部队没有到达预定位置,此次战斗敌军主力只是被击溃,而非彻底的歼灭。尽管如此,该役还是因各种综合的因素成为美国革命史以及美军历史上最耀眼的一个段落——统帅的坚忍和英勇,困厄中的奋起一击,弥漫的暴风雪中抢渡特拉华河的史诗性画面,仓促间投入与强敌的战斗,打破黑森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凡此种种,都具备了希腊史诗般的诸元素。

  每个成功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神话,特伦顿之役,恰恰是美国革命中仅次于列克星屯的神话。在一支军队而言,这种神话的传承往往构成士气和战斗力很核心的支点。每支伟大的军队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遇挫而屡起,这种神话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我军历史上的大渡河泸定桥及娄山关故事一般。

   2005-10-4,夜,上海

  读欧文版《华盛顿传》(3)生命、自由和财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一次大陆会议所据以成立的各项动议、措施,以及对未来斗争的规划,正是当时英王政府和北美人民均赞成的法律精神,即根据英国习惯法所优先保障的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也即是人身、政治和经济的三重权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并非创立了保障以上三重权利的原则,而是依据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原为当时英国社会所普遍信奉,亦为双方冲突前北美各殖民地所信奉,是维系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既看得见,亦起不二作用的纽带。

   以上三重权利既相互的并列不悖,互相的促进和保障,同时,在逻辑上又具有递进的关联。以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为标志的财产权与经济权利是最普遍的,因为,正如罗尔斯所诠释,经济的活动乃是人最大量的社会活动,因此,撇开经济的权利谈权利,人的权利的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然而,这种权利惟其是大量的,因此也是在价值论的序列上稍低级的——中国人所谓钱财身外物,庶几近之。在经济权利之上的,是政治的权利,即自由,经济的自由来自政治的自由,无政治自由,则权力者可以任意施为,可以予取予求,则一切经济的、社会的权利都不得保障。那么,社会即使短期呈现繁荣,亦是建筑在流沙上的楼群,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时代和成果,之所以终不得持续,此实为最大原因。而在政治的权利之上,是人身的权利——不得任意拘禁,任意剥夺,任意的施以不人道的处置和限制,这些所谓人身权利构成了现代法治的最最原始的基石,因此也可以说,现代的政治就应然与实然来说,首先的和归根结底地,都是一种人身的政治。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之稀,似乎就在这里了。无人身的权利,则无人身的政治,无人身的政治,则经济的和一切其他的权利都难以得到切实的法理与逻辑的基础,因此都会是空头的许诺。

   推广之,伟大的立法者政府,首先总是从生命的权利、人身的权利之保障开始自己的工作,复以人民的自由——政治权利的彰显作为基本的工具,从而促进该社会经济的繁荣,及财产的权利,最后,则以这三重权利的互相促进为立法及执政的指导。反过来,凡违背上述三重权利的任何政治行为,则必然导致人民与政府的对抗,到不可收拾时,那就是革命了。

   2005-10-21

标签: 七位高人预言未来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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