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鉴定师:我拒绝了那个女人的作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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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师:我拒绝了那个女人的作假要求 第1张

作为一名职业鉴定人,在过去20年里,邓亚军借助DNA技术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进行亲子鉴定。

这当中,多数的鉴定结果可以顺利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但仍有小部分“排除结论”会让故事走向“很遗憾,孩子并非你亲生”的无奈结局。

对于邓亚军来说,一纸报告写明的只是一个准确率无限接近100%的结论,可对于当事人来说,亲子鉴定的结果可以影响和决定很多:一对夫妻的感情、一个家庭的未来,以及一个孩子的人生道路。

在所有邓亚军接手的委托中,有90%是男方主动提出的,当亲子鉴定报告最后显示“不支持xx为xx的生物学父亲”时,绝大多数男人会选择离婚、分手,一段感情从此走向消亡。

于是多年来,许多媒体以“婚姻粉碎机”来形容邓亚军的工作,对此她很是反感:“我真的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吗?还是这个家庭本来就有问题?”

在她看来,自己只是那个揭开真相的人。

“被欺骗的人有权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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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又一次响起,邓亚军知道来电人是阿红,接起,果不其然。

过去几天,女人已给邓亚军打了几通电话,每一次都情绪激动,时常话还没说几句就哽咽哭泣。

此前阿红带着儿子和婚外情人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阿红与情人的骨肉。

对于这样的结果邓亚军并不吃惊,甚至见怪不怪。从业多年,她见过许多更离谱的事:

祖孙三代一同鉴定,最终发现孙子其实是爷爷与儿媳妇生的孩子;

一家四口判定血亲,结果证实外孙竟是外公与自家闺女所生的孩子;

双胞胎姐妹的生父不是同一人,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母亲两天内跟情人、丈夫分别同房,结果恰巧同时受孕……

“乱伦又颠覆”,尽管故事已足够让人“三观尽毁”,可讲述者邓亚军的语气始终平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看真相”,情绪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那一天邓亚军将结果告诉阿红后,女人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她告诉邓亚军,自己与丈夫结婚多年,感情一直不错,婚外情是因为一时冲动,所以发现怀孕时,她也不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

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长相却越来越不像老公,阿红怕事情败露,便带着情人和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果不其然,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鉴定结果出来后,阿红不断拨打邓亚军的电话,声泪俱下地央求她制作一份假的报告,“钱不是问题”,只要能骗过丈夫,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没有犹豫,邓亚军一口回绝了阿红的请求。

一方面是技术原因:“亲子鉴定要求数据和峰图必须一一对应,这些都是自动化鉴定仪器做出来的,别人想做假根本不可能”;

另一方面则源于邓亚军本人的想法——报告作假是严重违背行业职业道德的行为,“这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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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右)

邓亚军的倔强和坚持早有体现。

1996年,24岁的邓亚军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在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的本科学业,随后便在当地警局成为了一名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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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本科毕业照

在邓亚军的描述里,自己上班的单位周围有成片的玉米地,平日见不到什么人,是常见的“抛尸现场”,差不多隔几天就会有农民跑到警局报案,说自家农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彼时邓亚军是警局里唯一一位女法医,“什么案子她都去,只要听见需要现场法医,她拎着工具箱就往案发现场跑”,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同事对邓亚军最深的印象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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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医时期的邓亚军(中间,白衣服)

上世纪90年代,社会正处于机遇与动荡共存的时候。

作为一线警务人员,邓亚军经常需要面对大案、要案。抢劫杀人、虐杀碎尸,她看到过许多血腥凶残的现场,“半夜接到通知是常有的事儿”,为了方便工作,她时常选择睡在单位。

当时警局还有一位男法医,第一次在现场看见呈现“巨人观”的尸体就吐了一地,最后还是由邓亚军完成了解剖工作。

邓亚军成为法医时,中国刚开始尝试将DNA检测技术运用于刑事侦查活动,由于种种限制,该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成熟。

1991年,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位农民报案,声称自己的妻儿已失踪多日。此后,公安机关展开寻找、侦查,最终在某机井旁的水塘里打捞出了二人的尸体。

法医证实女死者生前曾遭受性侵,并在其体内成功提取到了凶嫌的DNA样本,但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该样本只能确定凶手是一个O型血的男人。

因为线索太少且证据链不够完整,该案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16年,我国建立并进一步完善DNA数据库,当年的办案民警才在其中寻得线索、找到真凶,而彼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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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行的邓亚军

同样的无奈也体现在邓亚军的工作里——

在DNA技术尚不成熟的当年,很多高度腐败的尸体很难判断具体身份,尸源无法确定,大量命案侦破工作走入“死胡同”,几乎年年都有无头公案。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邓亚军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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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当了3年法医后,邓亚军考取了母校西安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继续攻读法医学。

2000年夏天,邓亚军又在同学的建议下进入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初次尝试接触了DNA理论研究。

那时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实际应用中,DNA技术都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舶来品”,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未来和走向,就连邓亚军自己在最初,也只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课题活动”,一切都是碰巧,一切又好似冥冥中注定。

这之后2年,邓亚军获得了博士录取资格并辞去了法医的工作。“我仔细想了一下,念完博士应该也不会回到那里了,因为我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她决定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其实我是法医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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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做法医时期的现场图片

29岁那年,邓亚军瞒着所有人辞了职,交出警衔那天她想起了大哥邓治国——作为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大哥一直是她的“偶像”。

在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时,她第一时间拨通了大哥的电话:“我只和他说了一句话,‘邓治国不好意思,我现在是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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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

邓亚军念博士的第一年,国内非典疫情暴发。

在完成第一批ELISA试剂盒(一种抗原抗体试剂盒,可以帮助医生非常有效地在疑似病例中甄别出“非典”病人)的研制工作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与攻克病毒,“华大”准备培养更多的SARS病毒,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指令下达后,一位病毒专业的博士当天便提出了辞职,另一位数据专家也在留下一封告别邮件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眼见着培养病毒一事无法推动,邓亚军和另一位同事主动站了出来。在三次前往疫情重灾区采集“非典”病人血样后,她们走进了实验室,而在此之前,二人对病毒学的了解,甚至都达不到“入门”级别,“没有任何想法,因为那种形势也顾不上多想”。

有些事是一定要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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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右)进实验室前

根据生物安全防护规定,培养“非典”病毒的工作,需要全程在P3实验室内完成,而这也就意味着,她与另一位同事,需要穿着三层防护服,在完全密封且负压的室内工作。

(国际上根据实验室的密封程度,将实验室分为BSL-1到BSL-4,p4实验室为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

在这之前,科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工作的时长最多为8小时,而邓亚军与同事则达到了“平均每天12个小时”,“内分泌严重失调,满脸都在冒痘,碰上生理期我和另一个女同事进去,出来就没例假了”。

“可能学法医的都不怕死吧”,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讲起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候,她的语气里仍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可能也是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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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疫情过后,邓亚军正式踏入DNA亲子鉴定技术领域,谈起这项她极为向往与热爱的研究事业,她坦言DNA检测技术已经被误解很久了。

时至今日讲起DNA鉴定,外界的第一反应仍是那些八卦的“狗血剧情”,加之各类影视作品不遗余力地渲染与描述,仿佛该项技术存在的意义,就只为了服务婚姻中的危险关系。

“其实不是的”,邓亚军从来不这样认为,“DNA最大的一个运用,是在大型灾难中识别遇难者身份,比如空难、地震、海啸等。”

成熟且专业的DNA检测技术不仅能推测出个体的性别、人种、肤色,甚至还能预测出瞳孔与头发的颜色,和部分相对显著的面部特征。

例如,2004年,国外某地发生了一系列杀人案件,现场目击证人声称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子,此后警方以此为方向展开侦查却始终无果,直到法医从现场提取的DNA断定嫌疑人理应是名黑人男子,案件才得以水落石出。

“进行个体识别只有DNA鉴定是最准确可靠的”,换言之: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DNA鉴定技术极有可能是亡灵“魂归故里”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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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参加节目(中间,黑色衣服)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矩震级9.3的海底地震,进而引发了“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印度洋大海啸。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邓亚军在电视上看见“灾难已造成上万人死亡,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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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印度洋海啸前后卫星图对比

当天晚上,她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请,2天后就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回应:

海啸之后,泰国灾区留下了大量无法确认身份的遗体,而这其中大多数为前来度假的外国旅客,“那面(指泰国)的人说,非常需要中国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

得到回复的当天下午6点,邓亚军和其他4名同事就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办理了护照与签证紧急飞往泰国,“回家就用了15分钟收拾行李,防护服、物证袋、采样工具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因为太着急,所有吃的和洗漱用品全都忘了。”

正式出发前,副所长对即将出发的5人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这种灾难现场可能会引发登格热、疟疾,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不会死人,还可以回国治,就怕霍乱,你们要是得了霍乱,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邓亚军和同事们在出发前就看见了“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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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右一)与同事前往泰国进行国际救援

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时,邓亚军刚刚32岁,而同她一起奔赴战场的伙伴,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出发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来,我还给几个好朋友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就是没敢告诉妈妈,当时真的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12月31日,邓亚军一行人抵达泰国普吉岛,在经历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她们在受灾最严重的攀牙地区,看见了毕生难忘的画面:

“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当地的有些村民三五成群,继续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在攀牙的两座寺庙里,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在其中一座寺庙的左侧,就是一排排简易的棺材,触目惊心。这是真正的现场,一排排高度腐败的尸体横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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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海啸现场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邓亚军一行人与国际DVI组织(多国救援人员组成的国际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展开了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过程中,邓亚军与同事首先要给每一具尸体编号、量尸长,之后再寻找与收集遇难者身上的项链、耳环、戒指、衣裤等遗物。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做,每次一靠近尸体就会反胃,只能一次次强行将不适感压下去”,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邓亚军形容当时的场景为:“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你离那五百米,都闻到那股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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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海啸现场

对于高度腐败的尸体,DNA检测几乎是对其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

在当时,泰国当地的所有实验室都不具备检测的条件和技术,如此,大量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这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纠结中,邓亚军做出了决定:

“我让同事翻译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能做,所有费用我们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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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在救援现场拍摄的图片

这之后不久,邓亚军一行人带着首批遇难者DNA样本回到中国,而后便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在此后近4个月的时间,她们借助技术帮助近2000位遇难者确认身份、找到家人。

此后根据计算,邓亚军团队对于骨骼疑难样本的检测成功率为84.7%,而彼时国际平均水平也不过50%。

后来,那些DNA数据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成为了两国友谊的特殊信物,当地DVI组织称:“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做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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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参加央视《面对面》专访

完成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工作后,邓亚军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采访。观看样片时,她发现编导将那一期的节目取名为“代表中国”,“有些纠结和忐忑”的她找到节目组询问理由,编导说: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代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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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亚军的职业生涯里,她几乎不曾感到“力所不及”。科研工作固然艰难辛苦,可终归有规律和方法可循。

然而在踏足DNA亲子鉴定领域之后,她时常感到“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那些躲在数据之后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邓亚军接待的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来自一位怀孕2个月的女人。

对方告诉她,自己因为身体原因结婚10年不孕,不想和情人仅发生了几次关系便“有了”, “她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

由于孕早期的胎儿DNA样本极难提取,且存在影响胎儿正常发育的风险,所以邓亚军便建议女人再等等,可对方仍决定冒一次险。

此后邓亚军尝试了各种办法,始终也没能从女人的血液里成功提取出胎儿的DNA,鉴定无法正常进行。

这之后几天,女人再次找到邓亚军,并极为无奈地说,为了保住婚姻和家庭,她最终还是决定将孩子“拿掉了”。

她不确定自己此生是否还有成为母亲的机会,也不确定这段激情引发的婚外情日后会不会败露,但在那个当下,女人很是确信,她真的很想与丈夫共度余生。

时至今日,邓亚军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女人,想她日后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面对朝夕相处的爱人,“所以说还能相信爱情吗?我其实更相信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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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涉足亲子鉴定领域以来,邓亚军在鉴定所的接待室里,听过、见过几万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矛盾、纠结、疑惑、背叛、后悔、仇恨、惊讶……复杂的情绪纠缠在复杂的故事里,最终组合出一组组带有基因“记忆”的DNA片段。

情绪可以隐藏,故事可以隐瞒,可DNA不会骗人,它就是个体的全貌,是人性和欲望的证明。

过去几年,邓亚军成立的鉴定中心平均每年要承接1万例亲子鉴定委托。在这当中,“排除”亲生父子(女)结论大约占据10%~20%,也就是说,在这一万人中,最多有2000个人在为“别人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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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2万例中有20%的排除概率

在我国刚刚将原来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时,邓亚军说出的“大约20%的排除率”曾让许多人瞠目结舌,有人借题发挥说她是利用个人隐私赚钱,是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粉碎机”。

争议最多的那些年,就连邓亚军身边的朋友都会半开玩笑地问她:“今年你又拆散了多少家庭?”。刚入行时她也曾为此纠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不再想了。

邓亚军自己就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为两个孩子长得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怀疑是不是医院搞错了”。为此,她也曾替儿子和老公做过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兄弟二人是异卵双胞胎,也的的确确是她和老公的骨肉。

问题不是因为亲子鉴定产生的,问题本身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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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的人中,男性占到了90%,“他们一定是这当中的弱势群体,因为母亲一定知道孩子是谁的,但男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多年前邓亚军曾接触过一位父亲,因为儿子长相过于清秀,和相貌平平的自己没有半点相似,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都怀疑孩子并非亲生,为此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当邓亚军告知其亲子鉴定显示二人系亲生父子时,男人喜极而泣,“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以后再也不用吃抗抑郁的药了”。

“人到中年,你别的都不用想,真的不用想太多,只要确定孩子是你的,老婆是你的,你就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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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我只相信鉴定结果”

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亲子鉴定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女人是否出轨的检测工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邓亚军曾在一对老夫妻的委托下,替一个被引产的7个月大的死胎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儿媳与情人的骨肉。

拿到结果时,老夫妻在鉴定所内对儿媳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也是在此时邓亚军才得知,自成婚以来儿媳长期遭受婆家人的打压与言语侮辱,婆婆最常说起的一句话就是:“女人不生孩子,那结婚干什么?”

可怜又可悲。

亲子鉴定可以判断血亲,却不能断定人性,“DNA技术的发明是为了判断强奸犯或者致孕者是谁”,它从来不是审判女人的工具,它是为“真相”服务的技术——

之前邓亚军就曾为一名因公殉职的工人进行“遗腹子”鉴定,最终成功帮其遗孀争取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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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显示,近些年选择主动进行亲子鉴定的人正在逐渐增多,于是一些有关“道德伦理的危机”的讨论也由此衍生,对此邓亚军始终持中立态度。

多年来,她见过,在发现养了16年的孩子并非亲生后,仍选择继续亲情的父亲;也见过明明孩子是亲生,却依旧拒绝支付抚养费的父亲;还有女人为办理领养手续,兴冲冲地抱着“老公捡来的孩子”鉴定,结果却发现孩子其实是丈夫的亲生孩子……

有亲情不一定是亲生,是亲生不一定存在亲情。

所以“亲子鉴定”真的和“道德危机”相关吗?任何人都给不出标准答案。

“作为一名鉴定人员,我不是伦理学家,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伦理问题,那需要人们自己去警惕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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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邓亚军与同行们也将目光放到了“打拐寻亲”的公益事业上。

几年前一位寻子18年的父亲,拿着一份DNA样本找到了她,无比激动地说自己找到了丢失多年的孩子,请她进行一次亲子鉴定。

在后续的谈话中,那位父亲告诉邓亚军,自己的儿子是在医院离奇失踪的,孩子丢失后,他的老婆因为过分自责,已经精神失常了,如今终于看见希望了。

DNA检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那位父亲便每日都到鉴定所从白天等到夜里。几天后结果出来了,两组样本不存在血亲关系——他找错人了。

“他的眼神一下就涣散了,整个人瞬间就颓了”。即使过去了很多年,邓亚军仍记得那位父亲在得知结果后失望的样子,“他愣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告诉我‘那就继续再找呗’。”

类似的故事太多,以至于邓亚军已习以为常。这些年,她也会想起那些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和与他们相关的故事。

但想过之后呢?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真相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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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军始终忘不了小禾。

差不多10年前,邓亚军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替小禾和在狱中的父亲做亲子鉴定。

小禾的母亲是未婚生子,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母亲便“和别人跑了”,小禾一直与父亲、叔伯生活,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多年来连户口都没上。

孩子一天天长大,村里关于小禾的风言风语也逐渐增多,因不满儿子被说“没娘养”,父亲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一个重伤,一个入狱。

眼见到了小禾上学的年纪,父亲便在狱中请求进行一次亲子鉴定,“至少先把户口上了,这样才能让孩子入学”。

考虑到小禾一家的困难,邓亚军只收取了一半的鉴定费用,之后一个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小禾和小禾父亲的DNA数据并不匹配,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有关小禾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邓亚军说,那是她生平第一次,极为迫切地希望自己是错的。

*文中阿红、小禾皆为化名

部分参考资料:

1、《冷暖人生》DNA亲子鉴定师的故事

2、《闪光少女斯斯》邓亚军专访(上、中、下)

3、《大王小王》邓亚军专访

4、《生活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4、《面对面》邓亚军专访

5、邓亚军自传《亲子鉴定秘档》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节目截图、网络等

标签: 河北疯婆婆预言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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