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滨《薪传》文学第583期出刊(《联合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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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滨《薪传》文学第583期出刊

  (孙志纯刊头题字。作者:包珊珊、古大勇、孟昭毅、郑宁人。原载2022年2月19日菲律滨《联合日报》。)

  论菲华诗人王勇“闪小诗”中的“中国元素”(下)

  /包珊珊 古大勇

  (编者按:本论文为基金项目:系2019-2021年度中国侨联课题(编号19BZQK213)“‘中国性’视野下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新文学研究(1919-2019年)”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包珊珊,女,浙江温州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古大勇,男,安徽无为人,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泉州师范学院“桐江学者”讲座教授。)

  三、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儒、释、道三家并称为华夏显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唯其统领、贯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三家思想流派好似三朵奇葩,在许多人生理念上,异中有同、同中存异,彼此熏陶、彼此补充,成为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凝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有所谓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讲法,它们之间独树旗帜,又合力互补,形成中华文化的独特景观。

  (一) 移植儒家思想的精髓入诗

  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推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思想无不烙印着儒家文化的底色。只要我们仔细品读王勇的诗作,就很容易体悟到其中蕴含的浓厚的儒家文化的气息,其审美意趣与艺术思维都以儒家文化为基本意向。首先,诗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写就的闪小诗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涵盖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无论身处何等困境,永不屈从于外来压迫,而是奋进崛起,体现为一种自立和自尊的人格特征。《竹笋》一诗:“歪着脑/冒出来/那怕灰头土脸/也要站直身子/与青松/比肩” ,竹常入画、入诗,象征坚强不屈、傲然挺立的气节,这首诗却一反常态写“竹笋”,将其人格化,傲岸成挺直的竹笋,“与青松,比肩”成为其孜孜以求的目标。此外,《原上草》《蝉》等诗也都显露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其次,儒家文化中克己奉公的牺牲精神在王勇的诗作中尤为突出,无数往哲先贤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舍生而取义者也”,虽然他们的皮囊会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已融入华夏子孙的血液中永远不死。恰恰是由于诗人对这样带有悲壮与苦难色彩的高贵品质的追忆与思索,使其找到了被边缘化的社会现实生存的精神支撑。如《颂牛》一诗:“拼命吹/牛,只顾低着头/在田地里/写诗,写得/让一个又一个/果子,都低头”。 诗人以吃苦耐劳辛勤耕作的牛和只会拼命吹牛者两个形象的巨大落差,辛辣地讽刺了那些纸上谈兵不干实事的人。通过刻画“只顾低着头”苦干最后收获累累果实的牛的形象,对那些踏实肯干的人致以赞美。《烛泪》则描摹了“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场景,抒发了诗人对这样“舍生取义”之士的崇敬赞颂之情。最后,“忧国忧民”的精神理想在王勇的诗作中也得以充分阐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儒士们始终不渝的道德信念。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士大夫之“忧心”。关注世事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主导原则决定的,诗人即使飘零于异国,仍然牵系着对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忧思。在《含羞草》中,“选择闭关锁国/只因列强的卤猪手/肆意欺近//何尝不想学向日葵/向阳,开放”,诗人生动形象地将八国联军侵华的恶劣行径喻为“卤猪手,肆意欺近”,表达了漂泊流落的海外游子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对侵华联军丑恶阴谋的痛恨。在《大屠杀》《战事》《叶落》等诗中,诗人深入描写中国的抗战历史,与故乡同喜同悲,表达出强烈的担当渴望。

  (二) 吸收佛学思想的精华入诗

  我国佛教思想诞生于两汉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上扎根、繁荣,发展到唐朝开始盛行,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实现着“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思想。禅宗提倡的是一种人的心境,主张人们摒弃心中杂念,实现超脱的境界。它一经确立就在当时诗人中产生广泛影响,诗和禅开始建立联系,从此在中国诗歌史上结下不解之缘。王勇的禅思迸溅于闪小诗的创作之中,诗里行间充盈着意趣,耐人寻味。一方面,小诗表现清新淡泊的情趣,这是诗人对烦嚣尘世的淡泊心志的表达与潇洒生活的体验。因其淡泊,才能避开世态炎凉;因其潇洒,才能获得生活的自在。如《放风筝》:“看童年/飞上天空//把线扯断//让风筝/做自己。”线永远牵挂着风筝,约束风筝的行动,“把线扯断”,放飞的不只是风筝,还有自由。摆脱了线的束缚,借风而起,因风而落,感受山川鸟兽之光华,不求飞得多高多远,只愿拥有永远做自己的洒脱。另一方面,小诗呈现的说理深切透彻。诗人以特殊的视角观察世界、透视人间,这种结果可以使人获得思想上的自由、精神上的逍遥。在《拔牙》一诗中,“原是骨肉相连/蛀虫侵袭岁月/摇撼根基//唯有忍痛/拔掉烦恼。” 心中执念牵绊,何以解脱?惟有当断,当舍,当离。即使是骨肉相连,“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舍并不是全部舍掉,而是舍弃那些沉重的、繁琐的,让你走不远的负累、牵绊,留下轻快的、自在的美好,从而闪耀着沉稳、含蓄、从容的光芒。舍得之道,人生之道也。《扫地》《念珠》《参悟》《心经》《石佛》等小诗所闪现的禅思,流露出对人生、对世界的平和、澄明、超然心灵的玄想和智慧的了悟,以及我佛慈悲式的仁慈与宽厚。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禅宗思想对王勇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并深化到了诗人的内在潜在意识。

  (三) 摄取道家思想的神韵入诗

  道家思想以老子、庄子思想为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道家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其思想精髓影响了无数文人墨客。诗歌创作与道家思想在众多方面不谋而合,具有超功利性特点的道家审美意蕴最接近诗歌艺术的内部规律,道家注重情感和想象,这也是诗歌的审美特征。王勇的诗歌创作有意无意间流露出道家的审美意识,将“以物观物”、“天人合一”、“不争”等思想融入其诗歌创作中。一是诗人在创作中主张释放物之为物的特性,恢复物的本来面貌,最大程度地呈现对事物本初状态的感知,在展现诗歌材料时不做任何评判,不做道德引申。诗人不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客观存在,而排除所有的主观意念,用无知的眼睛看世界,以不同方式贯彻“以物观物”的理念。在许多小诗中不自觉地将人及其主观意识弱化,阐述了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他的诗中事物甚至世界都不是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人只是万物的一部分。“攀云而起/架起天梯/大地跟着步步高升//秋姑娘走下云梯/炊烟牵着放牛娃/回家”(《梯田》)一诗描绘了乡村晚景,诗中的云、天梯、大地、炊烟、放牛娃等构成了一幅有着深远意义的风景画,同时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和谐的世界。在这首诗中,诗人放弃了对诗歌意义的主宰,在“静”的状态下达到“无我”,而步入一种“无为”的解脱。二是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天指的是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家哲学思维体系中主客体是统一的,强调主体的精神世界与自然宇宙的和谐,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挑水》中展示了一幅寺庙、河、落叶、钟声、蝉鸣、僧侣融为一体的美妙图画,“寺外一条河/默默载走落叶//挑水砍柴生火/打板念经绕佛/钟声听在耳里/蝉鸣沿着山径蹑来”。僧人和外物是平等的,他们各自处于属于自身的时空,互相不出现妨碍,各自处于自然生发的本真形态。他们只有自生自发、彼此交融,才能构建和谐美好的天地。“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在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阐述了自然界生命的真义。《云影》《苔藓》《知音》等小诗都是从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事物出发,以最简单的物揭示最深刻的自然规律。从他的小诗中,我们不仅能够领悟到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同时也能捕捉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三是道家哲学认为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也就是物极必反。因此,老子提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基于这样的认知,老子在人生哲学上奉行“守雌”、“柔弱”、“虚静”、“无为”,因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仰望岁月/一层层梯阶直上云霄//慢慢爬,累了/就靠在老松旁吐纳烟云”(《登山》),诗人把登山比作岁月漫漫长路,在艰辛爬越感到筋疲力尽时,选择暂停,退守不争。这是诗人豁然通晓了抗争的无意义,懂得了接受的智慧,选择顺其自然与随遇而安。

  结语

  王勇“闪小诗”中“中国元素”的演绎呈现出对故国的“文化认同”,并指向“审美型认同”,将庸常生活中极琐碎的事物“提炼成一个个隽永而意味深长的意象,其间折射出中国人的深层记忆:关于生命、关于美”。小诗塑造出了一幅幅意义深远的“文化中国”图景,“要承传的不仅仅是我们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心灵深处的美学神韵”。人类对于自己的出生地、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天然怀着眷恋,总是会去追寻自己从何处来。海外游子处于极度生疏的环境和文化,自然地便会回味记忆中的乡土,舒缓内心的感伤、焦虑,反抗所恐惧的迷失自我。王勇有着在故国生活的经验,相比于那些从出生起就浸染在居住国的本土文化中的新生代华人,他的“故乡”是实在的,他不断回溯、怀想、思念那个具有东方韵味的美的家园,怀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比深厚的慕孺之情,诉诸闪小诗的写作当中,实现了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的满足。文字织就了“乡土中国”,“中国元素”诗化的过程短暂地消解了诗人心中隐隐的痛楚,被双重文化拉扯而引起激荡的灵魂也得以安放。

  2021年10月

  注释:

  [1] 马峰:《“中国性”在东南亚华文诗歌中的百年嬗变——评朱文斌<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第155-160页。

  [2]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20年,第195页。

  [3] 陈思婷,古大勇:《论菲华作家王勇之明心见性闪小诗》,菲律宾《世界日报》2017年7月17日

  [4] 向阳:《美在灵光一闪中——序<千岛望星海>》,香港风雅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5] 【战国】孟子:《孟子》,杨伯峻、杨逢彬,岳麓书社2016年,第219页。

  [6] 【春秋】孔子:《论语》,杨伯峻、杨逢彬,岳麓书社2018年,第101页。

  [7]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20年,第189页。

  [8]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20年,第58页。

  [9]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10]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菲律滨作家黎萨尔与20世纪中国文坛(下)

  /孟昭毅 郑宁人

  中国文坛对黎萨尔其他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没有停息,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和不少诗歌在国内都有中译本。首先介绍我国对他的长篇小说的译介。

  《社会毒瘤》是黎萨尔1887年在欧洲执教时用西班牙语创作的,这本书原名是《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英文版的翻译更名为《社会毒瘤》(《The Social Cancer》)。1891年,他又发表了《起义者》(又译为《贪婪的统治》),这本书的英文版也是里昂-M-古尔雷诺于1962年翻译并出版的。这部书由柏群(一些翻译者的统称)翻译并于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7年,陈尧光和其他几位翻译者(化名为柏群)翻译的黎萨尔的西班牙文作品《不许犯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更名为《社会毒瘤》出版,这两个版本都是根据马尼拉菲律滨教育出版公司1912年版英译本《社会毒瘤》译出的。

  翻译家、学者陈尧光,祖籍江苏无锡,1926年12月22日出生于上海市。他少年时期曾随父母先后旅居东京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到重庆,在南开中学高中部读书,1944年毕业。同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兼修英国文学。1948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国新闻处担任翻译。后又担任广州《建国日报》驻沪记者。1949年11月,他重返北京,进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从事编译、研究及接待外宾工作。 1958年,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成立时,任该委员会宣传司科长,主编内部参考资料《国际文化动态》(周刊)。1964年,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增设亚非拉文化研究所时,被调任亚洲组副组长。“文革”期间,曾下放“五七”干校四年。1973年回京时,陈尧光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担任《中国科学》(英文版)杂志英文编辑。1978年春,调至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工作,历任第二(欧美)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研究员等职。1981年11月,他以交换学者身份赴美,担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及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美中教育学院教授,1984年回国,在北京市政府工作。1998年9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尧光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及国际文化的研究工作,成果卓著。主要译作(包括独译和合译)有《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社会毒瘤》(菲律滨黎萨尔著)、《俄国在中亚》、《无鸟的夏天》、《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远征欧陆》、《东方快车谋杀案》、《碧波余生》、《拿破仑论》等;负责校审的译作有:《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德拉克罗瓦日记》等。

  参与《社会毒瘤》翻译的还有萧乾和文洁若夫妇。萧乾(1910—1999),原名萧炳乾,蒙古族,现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毕业。开始任《大公报-文艺》主编,并兼旅行记者。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考上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进行英国心理派小说研究。1944年他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45年赴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1946年回国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文艺报》副主编等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79年起,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主要著译作有《篱下集》、《梦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

  文洁若,贵州贵阳人,1927年生于北京。7岁那年,曾随家人在日本生活过两年。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文专业,毕业后,考入三联书店,后又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丛书(19卷)主编,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会员。2012年12月6日,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他们是在“文革”期间参与翻译黎萨尔的这两部小说的,当时文洁若得以回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亚非组,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10点,再带一部书稿回家看到夜里2点才休息。而当时萧乾还在农场劳动,两人两天三天就通 ,好多都是讨论书稿翻译的,其艰苦程度常人很难想像。此外,黎萨尔还有一些诗歌被译介到中国,包括凌彰译《我们的母语》、《流浪者之歌》、《劳动的赞歌》、《思故乡》、《致菲律滨》和《献给菲律滨青年》等,以及李林译的《蝴蝶与毛虫》。

  随着1975年6月9日中菲文化交流的开展,尤其是中菲作家之间逐年进行的互相访问,中国作家深感要了解菲律滨文学和菲律滨人民,必须先了解黎萨尔;双方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要把专注西方文学的目光扩大到东方文学上面来,特别是要努力加强中菲两国的文学交流。

  1981年11月,以老作家于黑丁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滨时,凌彰应邀参加,并在菲律滨《世界日报》(1981年12月5日)发表介绍文章《菲律滨文学在中国》,其中首先谈到鲁迅早年对黎萨尔的评介。此文被译成英文载于马尼拉的英文月刊《评论》1981年11月、12月合刊号。中国作家访菲后,也写了不少深情缅怀黎萨尔的作品,如唐达成的散文《古堡之游》(《人民日报》1982年3月7日)和中流的抒情诗《写在何塞-黎萨尔纪念碑上》(菲律滨《世界日报》1987年4月15日)等。1982年4月,菲律滨国家图书馆代表团访华时,向北京图书馆(今已改名为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批菲律滨的珍贵图书,其中有8卷本的英文版《黎萨尔文集》以及研究黎萨尔的论著。

  1986年12月29日,为纪念黎萨尔殉国9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会。对外友协副会长黄世明主持了大会,凌彰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菲律滨的国父、杰出的文学家》的发言。出席者有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袁鹰,菲律滨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萨里欧女士等外交官员,北京大学的菲律滨教授贝尔费兹女士,以及有关单位的菲律滨问题专家、学者陈尧光、王其良、李林和孙正达等共70余人。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隆重集会纪念黎萨尔。

  以上表明,中国对黎萨尔的评价和研究在最近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已经结出硕果,但与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地位仍然很不相称。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文坛会在菲律滨文学研究,尤其是黎萨尔的研究领域里作出更大的成绩。

  (选自《华文文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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