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想重回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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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工业化进程有200多年历史,工业化的结果是高度城市化、贫富差距扩大、经济滞胀和对外战争。城市化把绝大多数人集中到城市来,看似把人都囚禁在格式化小区和混凝土结构中,但也为西方式城市暴乱或城市革命准备了条件,即为资本主义覆灭准备了屠宰场。资本主义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分配方式,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突出,大批被剥削的工人、无法生存的无业游民、入不敷出的小市民、失意的知识分子、困顿的工商业者和难以为继的小资产阶级等群体为资本主义准备了掘墓人。资本的逐利和市场的无序竞争造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生产过剩造成停滞,停滞诱发通胀,高频率集中通胀即成滞胀,不是市民闹事就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集团这时一般都选择发动内外战争,对内就是镇压,对外则是掠夺和转移危机。资本主义早期对外战争就是通过坚船利炮占领殖民地和掠夺财富,是一种粗暴的掠夺性扩张;后期的对外战争则是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强制扩大资本主义市场规模为特征的渗透性扩张,这也是全球化早期的模式。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不断加深,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应运而生。随着资本主义集团的全球性扩张,资本主义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统治薄弱国家率先暴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引起整个世界的轰动。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矛盾和争斗,直接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了分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在新自由主义旗帜引导下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被殖民统治的地区选择了独立革命,分化出大大小小不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或独裁统治;资本主义殖民统治较为薄弱地区或国家则选择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式的解放战争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冷战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导致西方资本主义腾挪危机的空间有限,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走到了穷途末路,冷战末期的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滞胀(见本人《资本主义两大周期性危机》一文)。但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改良一方面使国有资本有了一定基础,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救助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增强,中产阶级突起,在一定范围里缓解了其国内阶级矛盾和冲突。加之冷战结束,伴随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开放,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在结构上产生了互补需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的产能吸收规模极大地消化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过剩产能和中低端技术。这时的西方资本主义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过去工业化的扩张式发展道路,而是通过转移中低端产能和专注高端制造、科技研发、金融和贸易相结合的消化危机式(简称“危机式”,与过去“扩张式”相区别,下同)新发展道路。

  西方资本主义转移出去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时也直接转移了阶级矛盾,削弱了本国无产阶级队伍,做大了中产阶级队伍,从而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专注技术发展的资本主义成了资本主义强国,用军事霸权推动本国货币捆绑石油等能源和原材料的,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易规则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危机消化池中,承担了资本主义更广泛的剥削并通过阵痛或剧变分担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风险。有的发展中国家以危机,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市场中经风历雨而脱颖而出,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长期沉沦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消化池中而不能自拔。从1991年到2021年30年间,世界GDP总量增长了60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占增长额的50%,发展中大国占30%,其余为全球80%多国家的增量。西方资本在这条新发展路上受益颇丰,与发展中大国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然而,当发展中大国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西方资本主义特别美国霸权主义者感到了恐慌和压力,于时又挑起了针对发展中大国的新的冷战,不断施以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加之热战挑衅,试图围殴发展中大国而遏制其发展阻止其崛起。西方资本主义与发展中大国的在规模上的竞争导致世界生产力的解构与重组,以及产业链的重新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必须寻找新的危机消化池以维持其危机式发展。当新型大国崛起令霸权主义者薅不动羊毛时,西方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者就会原型毕露,露出它们凶残的本性和张牙舞爪的丑态。一场新冠疫情又进一步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使它们的高端路线和脱实向虚的战略漏洞百出,危机重重。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广泛抬头,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复辟旧路思潮。

  就这样,曾经的西方资本主义老路走不通,新路也难走了,于是美国想起了老路新路一起走。但这条路基本上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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