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识写作:对传统文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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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南京作家韩东发出“断裂”问卷后,晚生代创作群体便引起当下文坛的关注,议论蜂起,或弹或赞。“晚生代”的命名,似乎是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先生的首创。“晚生代”最初用于描述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先峰派群体,然而,许多文坛的后起之秀也被归入于“晚生代”这个概念里。相对以往的写作,“晚生代”显示了自己的姿态与立场,从总体上来看,他们的叙事笔法精细锐利,十分善于把握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性格侧面和心理层次。这些人物都处在某种临界状态,一些细节的改变促使他们悖离预期的目标,而事实上,这又契合了他们隐藏的无意识——那些最初的欲望化的动机。在那些场景中,人的那种复杂的内心生活表现得十分深刻细致而极富有立体感,这不仅表现在人物内心活动的多侧面,同时是故事本身交织着多种原素。事实上,这些复杂微妙的情感及生活的意味,不过是叙事的副产品,对于他们来说,对一些男人或女人的情欲和那些欲望化的场景的处理,才是叙事的原动力。然而不管如何,他们的小说在具有观赏性的同时,也具有了耐人寻味的诸多意蕴。面对世纪末的逼近,我们有理由关注“晚生代”的写作,有理由对他们的写作抱一种期待。

    在“晚生代”这面大旗下的写作者,诸如东西、毕飞宇、刁斗、鲁羊、张旻、何顿、述平、李冯、邱华栋、朱文、韩东、鬼子、吴晨骏、李少君、海力洪等人。他们的写作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晚生”虽然生不逢时(遭遇市场经济),却也恰逢其时。他们以更为单纯直露的经验闯入文坛,明显给人超感官的魅力,在活力四射中显示了写作的可能性。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态,在同一个面上与当代生活合流,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法,逃脱文学由来以久的启蒙主义梦魇。在他们的笔下那些赤裸裸的生活欲望,使粗鄙的城市街景,变得更加生气勃勃,他们传神地捕捉住当今为商业主义粗暴洗礼过的城市生活。他们的叙述视点,几乎不带有任何先验性的观念,也不怀有发掘生活意蕴的明确动机。作家的兴趣仅只在表现这种生活的外部状态,纯粹的生活之流。像何顿、毕飞宇、邱华栋、东西、李少君的叙事,既没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也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态度。他们笔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外在“原形”——原始的外形状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只为自己生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这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商业化大潮的历史背景映衬下,显得尤为真实。

    由于晚生代的创作大多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不仅没有领教过以往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没有感受到知识分子广场的荣耀与辉煌,他们一开始就是以赤裸裸的个性生命来直面人生艺术的双重困境。但晚生代的写作凭借其真诚与严肃以更加直接的艺术感受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批判态度。

    东西的小说《原始坑洞》(《花城》1994年第5期中表达了一种对母爱的关切,但其小说所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创作回归,在更深一层的意义里写出现实人生里作为一个人的挣扎。在东西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收获》1996年第1期)小说中的人物,王家宽、王老炳、蔡玉珍,一个聋子,一个瞎子,一个哑巴,他们生活在一起,过着没语言的生活,王老炳的想法是“如果再没有人来干扰我们,我能这么平平安安地坐在自家的门口,我就知足了。”而哑巴蔡玉珍更希望摆脱村里的人(他们),摆脱世俗的控制,但蔡玉珍与王家宽所生的儿子王胜利却以一首“破烂的歌谣”重新让世俗的目光投射在他们身上,蔡玉珍“一个劲地想我以为我们已经逃脱了他们,但我们还没有。”《没有语言的生活》充满了奇异诡秘,无论构思还是写法,都有着大的想象力。

    邱华栋在晚生代创作群中显得相当突出,无可否认,邱华栋的小说对城市和城市里左冲右突的人的描写,给我们的阅读习惯带来的冲击是强烈和巨大的。读他的小说,仿佛就是在夜晚走进霓红灯闪烁的城市繁华路段,熙熙攘攘的行人,川流不息的车辆,震耳欲聋的音响,五光十色的歌舞厅,暧昧的咖啡馆……邱华栋把像“轮盘”、“海洋中的灯光岛屿”一样的城市外部景观,以及五彩缤纷的城市生活一古脑儿地摆在读者面前,声、色、味、形俱全。各色人等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下、呐喊。“我看着他们,我内视自己,我产生了讲述的愿望。”(邱华栋:《在城市的天空下》,刊于《小说》1997年第4期),在《环境戏剧人》、《手上星光》、《哭泣游戏》中,邱华栋写出了城市华丽外表下冰冷的灵魂和规则,真实地裸露新一代青年在城市面前既爱且恨的复杂心态,以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节奏触摸到城市的本质。这使邱华栋摆脱了城市写作的炫耀心态和酸腐心态,从而别具一格,自成一体。

    从写诗转入写小说的韩东与朱文,他们的创作更类似于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其特点表现为知识分子从“书写他者”到“书写自我”,多“代言人”式写作到“个人化的写作”,以重确认知识分子的自我存在。韩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别于三种小说》,将自己定位于第四类,即称之为“虚构小说”的写作,这类小说面对“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韩东最后认为:“我相信以人为主体的生活,它的本质、它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并不在于其零星实现有限部分,而在于它那多种的抑或无限的可能性。”在小说《障碍》中,韩东明确地表现了知识分子自我确认的困境,在摆脱现实环境而不能的障碍中,生活的可能性变得可疑起来,矛盾造成困境,韩东的写作也由此进入两难的境地,这也预示着晚生代的写作在当下环境的遭际。

    海南的李少君,小说的创作不多,但已故的《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先生曾在一篇全面分析“新市民小说”的文章将其列入“新市民小说”的队伍。李少君的小说如《海口之恋》《蓝吧》《人生太美好》写的就是青春即将逝去时才恍然青春原来如此美好,但一切又已经太晚了,来不及挽回了,我们所做的只有长久的喟叹与低徘不已。李少君在《海口之恋》的后记中写道:“我以为青春就是一个又一个挫折之中逐渐成熟和生长的。另外,对深刻的挫折的挖掘,或许比假意的赞歌要更能动人心弦,也更能表达我的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也许是我创作的初衷。沉缅于青春而又超越青春,身处青春之中而又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小说有时候让人觉得富于挑战性,它的奥妙也许就在这里。”在近期的小说《西安之夜》(《芙蓉》1999年第5期),作者有了突破,不再是对青春的缅怀。故事以一场艳遇为经,密集的对话为纬,经纬交织,把一场情潮渲染得笔酣墨饱,神完气足。在如磐的现实包围之下,仍然鼓其余勇,对生活的庸俗作了情与泪、思与勇的强烈批判。李少君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每一笔触中,似乎都写着人性拒绝被腐蚀,拒绝被庸俗攫取的抗争的历史。

    应该说:“晚生代”的写作,表现了文学的另一面。正如小说家东西所说的那样:“或许很多读者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A面,而“晚生代”偏偏呈现了B 面,于是误读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我们在接受工业飞速发展,诗意逐渐消失、情感逐渐退化的事实时,为什么不能接受一种新的叙事话语?”事实上,像《没有语言的生活》《被雨淋湿的河》《谁在深夜里说话》《障碍》《我爱美元》《丁龙根的右手》《人生太美好》等小说已经以其独特的构思,悄悄地、慢慢地改变了读者的口味。“晚生代”有点偏激、冒险、荒诞甚至造作,但不意味着没有深度。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一位作家穷其一生,也无法描绘出整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晚生代”的写作,为我们认识世界及现实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过:“没有一位作家是想到为他的同类,或者是为了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而进行写作的。文学对于作家,无异于大麻对一个吸毒者。这并非一种职业,它要比职业更加深刻,更加内在和复杂些。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根据个人的问题进行写作的。写作是最具个体性和自私性的工作。一个人写作,是因为他有了切身体验,尤其是有了自己企图解脱的反面经验。”晚生代的写作,可作如是观。

    许多批评家对“晚生代”的写作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并要求他们回到“文学常识”的写作。然而,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晚生代的写作是一种“非常识的写作”。在这样的写作中写作者对语言的要求,只不过是常识所无法度量的。在非常识的写作中语言将朝向未形成的未来展开,它与现实的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写作者的内心独白和血液流淌更紧密相关。它要求活力、流动,描写生活的有效性。非常识的写作,并不否定价值意义的存在,而是价值意义的悬置。它不相信任何先入为主的东西,不相信任何廉价得来的慰藉,不以任何常识作为前提。它的严肃性,不在于它有无结论,而在于它自始至终的疑问方式。

     20世纪是一个不突破以往既成的小说定义的时代,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界定,重新立法的时代。从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再到罗伯——格里耶,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最具有先锋性与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具可能性的形式。在世纪末临近之际,晚生代的创作可以说是中国文坛的潜力所在,我们应对他们多一些善意的理解,而不是粗暴的否定。

    面对“晚生代”的写作,我们更应该聆听一下拉美文学大师卡彭特尔的这番话:“当小说不像小说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比如像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那样——我们的时代,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都是从读者惊讶‘这不是小说’开始的。”

标签: 文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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